党史132 | 长征前夜决策：项英留，润之走 （下）

1934年10月9日，在医院养伤的陈毅忍不住了。这几日，通过医院的各种动向，陈毅察觉到近期可能有大动作，红军医院打包行李的那个架势，必然是很大的事。但为何一直没有人来通知他呢？陈毅虽然疑惑，却深知政治上的事，不能瞎打听，就一直忍着没乱动。一直到了9日，眼瞅着医院大包小包还有重要仪器都打包好了，似乎只等一声令下，拎包就走了。到了这个节骨眼，上面还没有来人通知他的安排。陈毅是真急了。既不能直接问，又急需搞明白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，陈毅想了想，提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。这封信反映出陈毅的政治头脑不一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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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选择给周恩来写信？周恩来当时是最高三人团之一，苏区发生了啥事，他应该知道内情。给他写信才有可能知道情报，解决自己的麻烦。陈毅跟周恩来的私交还算不错，他俩在法国留学时，就在一起工作战斗。回国后，又共同参与了南昌起义，有深厚的革命友谊。从这一层关系来讲，周恩来在允许范围内会伸出援手，不会视而不见踢皮球。但做人不能老想着对方能帮你什么，还要想着能帮对方什么。写这封信时，陈毅是江西军区的负责人，周恩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，身份差距很大。只有周恩来帮他的份，陈毅没啥能帮周恩来的。没帮助，那你能做的就是不要给人添负担。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，一放到理论上都能行得通，但一放到现实里往往狗屁不通，为啥？因为这个世上从来没有所谓的理所应当。帮你是情分，不帮你是本分。只有别人帮你的成本和负担小到一定程度，友谊和职责内才能发挥作用。彼时苏区的政治氛围并不好，是很严肃的。而陈毅当时的政治光谱在博古眼里存在很大问题，他自己就是麻烦本身。博古一到苏区，就挑起反罗明路线，一杆子扫倒一群人，小平因使用了教员此前诱敌深入的政策，就被当成了毛派头子批斗。哪怕他俩在苏区就见过一面。党史 122 | 邓小平往事：毛派头子事件始末随后博古还要求各大军区站队，发表一些批评内涵教员的言论，才算政治上过关。陈毅和罗荣桓不配合，屁股就跟钉在椅子上了一样，就是不上台讲话。陈毅以前在这种事上是犯过错误的。当年在井冈山上，朱毛闹矛盾，朱老总写信给教员请他回来，结果教员回信说：陈毅让我当“八边美人，四面讨好”我办不到。不打倒敷衍调和、模棱两可的“陈毅主义”，他不好随便回来。教员这话讲得非常尖锐。后来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从上海抵达梅县，一回来就要去闽西请教员。朱老总拿出教员那封信，说教员对你的意见更大，恐怕不好请。陈毅看了信后不仅不生气，反而说教员是正确的，他陈毅也要带头打倒“陈毅主义”。并拿出代理书记的权威来，力排众议，必须要先请回教员，再去江西。陈毅诚恳认错，做了自我批评，教员和陈毅冰释前嫌。随后在进入江西时，陈毅接受教员的安排，去领导建立红六军，二人就此分开。没想到几年后，陈毅又要开始做选择题。这一次陈毅态度坚决，他绝不会再说半句调和主义的话。但如果一意孤行，江西军区就无法过关，一船人都要受牵连，怎么办才好呢？生活难，难就难在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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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毅想了个办法，他让小将钟发宗（开国少将）代表江西军区上台讲话。钟发宗的应变能力很强。他上台后一通乱讲，东扯西扯，大谈红军的发展，大谈自己参加红军后的心理路程。就是不批评教员。博古派下来的中央代表表示很生气，这不是逗我玩嘛！陈和罗见机腾的一下站起来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表示要严肃处理钟发宗，实际给他保护起来了。这样闹了一番，把水搅浑了，才算蒙混过关。陈毅做出了选择，只不过他很巧妙的将矛盾缓和下来了。但此后，博古也就搞清楚了陈毅的立场，开始有意排挤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给周恩来写信，很容易引起博古的猜忌。为了减轻这种误会，陈毅在信中只说了医院电源的问题。1934年8月，在兴国老营盘一战，陈毅的右大腿被炮弹碎片击中，粉碎性骨折。这种伤势需要立即做手术。当时苏维埃国家医院有一台X光机，但这台仪器的电源出了问题，不能使用。兵荒马乱之际，医院弄不到替代电源，就一直拖着没有给陈毅做X光检查。没有检查就无法制定手术方案，又赶上有大行动，医院忙着各种杂事，就把陈毅手术这个事搁置起来了。一搁置就是一个多月。后来医院索性把X光机都打包上了，大有任其自生自灭的意味。陈毅在医院观察几日后，一方面觉得必须要搞清楚情况，另一方面需要把手术做了，不然会很被动。这才以大腿需要手术为理由给周恩来写信。信中啥都没说，只说X光机没有电源无法使用，请周副主席协助解决。这个分寸和火候拿捏得很讲究，不会给周恩来造成任何政治负担。战时，一个大军区首长，张口拜托领导协助解决手术问题，博古不仅说不出来什么，还会脸红。周恩来接到信后，跟博古通报了一声。其实就是大致商讨一下陈毅留下后的职务问题，为什么把他留下了，总要给人一个说法。陈毅写这封信的用意，也正是为了提醒上面：医院里还有个高级干部呢！会叫的孩子不一定有奶吃，但不会叫的孩子很容易被人忽视。第二日，周恩来亲自带着从电台调来的的汽油发电机，赶去医院探望老战友。周恩来赶到医院后，看到X光线机等器械已经被打包后了，很生气。把傅连暲叫过来，讲了几句重话，要求他立刻解决陈毅的手术问题。此行，还带来了陈毅最想知道的情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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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开口第一句话就是：我们很快就要走了，但你要留下来。这个消息确实太突然，周恩来知道陈毅不太好消化。于是做他的思想工作：“你是高级干部，本来应该把你抬走，因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，有影响，有名望，又懂军事。中央走了，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待。”（《陈毅年谱》）讲完之后，周恩来问陈毅有什么意见。陈毅回答：“我没有意见。”此后几十年，哪怕是回忆起那次差点牺牲的经历，陈毅也没有在背后说过半句牢骚话。只在一次会议中表示过：事前不沟通的做法，让人无法接受。红军战略转移这么大一个事，对其他人保密也就算了，但理应跟留守大员提前做好沟通，给以时间准备。结果博古和李德这两个人为了所谓的保密，竟然在红军开拔前才突然告知项英和陈毅。把这两个人打得措手不及。更别说陈毅骨折手术这个事了，要不是他主动写信，手术铁定是做不成的。一个失去行动能力的高级干部，在大部队撤走后，是无法跟清剿敌人周旋的，结局基本是注定的。可见博古制定的战略转移计划，准备的有多么不充分。这样的行为超出了常理，违背了红军的指挥惯例，让人无法理解。也不怪后来教员批评博古等人是在慌忙中撤出的苏区。手术后几天，陈毅稍微恢复就命警卫员用担架，抬他去中革军委驻地。当时博古也在场。他见陈毅躺在担架上，估计心里也不好意思，立刻主动上前握手，表示歉意：“因工作太忙，一直未能去看望。”接着就把周恩来此前的说辞搬出来说：“此次撤出本想把你抬走，但因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，有名望，党内军内群众中都活动得开，项英到中央苏区两三年，又没有打过游击，所以留下你负责军事，帮助项英工作。”陈毅很清楚，不把他“抬走”，并不仅仅因为需要他在江西坚持，还包括宗派主义的排挤。当时人们议论，像陈毅这样重伤的高级干部留下来，是凶多吉少。在上篇文章聊过，博古当时决定谁留谁不留时，有很强的个人主观倾向。党史130 | 长征前夜决策：项英留，润之走 （中）他不喜欢的就不愿意带走。教员原本也在留守名单里，是朱老总、周恩来等人据理力争，最后才把他带上了。还有刘伯承，他因为此前跟李德吵过一架，也上了留守名单，周恩来争了一下，才给他带上。有些人经过争论后，博古同意带上，但有些人博古就是不同意。比如瞿秋白。周恩来提议说要带上瞿秋白，博古以瞿秋白正患肺病，不易长途跋涉为由，拒绝了。后来在整风期间，张闻天也曾说：“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，我表示同情，曾向博古提出，博古反对。”以及何叔衡，他是党内元老，时年已经58岁了，此前因反对错误“肃反”被博古撤销了职务，长征时也没有把他带上。还有刘伯坚、贺昌、陈潭秋以及罗明，毛泽覃、古柏等同志都被留下来了。这些人都是久经考验的同志，有很丰富的斗争经验，培养他们很不容易，后来很大一部分都牺牲了。博古没有尽可能把这些人带上，很欠考虑。更欠考虑的是，他留下了这么多有经验有地位的干部，却没有组织成一个有力量的留守班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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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12日，项英到医院看望陈毅，并向他转达了中央对苏区的部署。博古最大的问题是不承认失败。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后，中央留下的任务是：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，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，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，使侵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无法稳定其统治，并准备在适当的时机，配合红军主力部队，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击，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。并划定瑞金会昌、于都、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“三角地区”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坚守的阵地。拿什么保卫？主力走了之后，留下的武装部队零零散散加起来有1.6万人，只有一个独立师和几个独立团是主力，其他大部分都是游击队。这点人马不仅要完成保卫苏区的任务，还有3万多人的伤病员和家属需要照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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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陈毅给出的意见就四个字：分散和转移。陈毅很清楚老蒋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判断老蒋必然要继续围剿苏区，以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，正面作战没有任何胜算。所以陈毅建议，在完成掩护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后，中央苏区留守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存自己，而不是打仗。“应立即分散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各个游击区去，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。这样可以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革命力量。”部队分散的同时，要尽快把瞿秋白、何叔衡，以及妇女同志、知识分子这些人转移到白区里隐藏起来。把这两件事做完之后，就能陪老蒋慢慢玩了。但项英并没有接受陈毅的观点，他作为博古钦定的党政军一把手，不会轻易改变中央原定的方针。陈毅劝项英：“失败就是失败，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些。失败了硬是不承认，那是十分危险的。”项英不接受。这是能理解的。彼时中央被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统治，走的是王明路线。博古作为王明点下的代理人，说明他的能力和立场都是经过挑选的，王明有把握在千里之外遥控苏区的方向。而项英作为博古定下的中央苏区总负责人。说明他身上有某种特质，被博古认可接纳了，笃定他会坚决执行自己留下的任务，这才能放心把党政军大权交给他。这意味着，以项英为核心的中央分局，在初期必然拿不出契合苏区实际情况的战略方针。人是筛选出来的，不是培养出来的。哪怕要培养，也是先筛后培。项英要是能及时调整留守策略，改变既定战略，那他就不可能被博古选中。换句话讲，项英和博古上位都是结果，是不同层级内部斗争的结果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利益分配矛盾，有人的地方就会内斗。不管你走到哪，内斗都如影随形。任何组织都这样，任何。内斗是组织旺盛生命力的体现，也是一种隐形成本。你能做的，就是接受这种成本的存在，并尽可能管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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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4年10月22日，红军主力顺利突破粤军设在信丰、安远间及王母渡的封锁线。这意味着，中央苏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的任务基本完成，不需要再假装主力没有走了。随后，中革军委给项英发来电报“中央军区应从22日起即宣布成立”。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，统一指挥江西、福建等省军区和红24师等部队。龚楚任参谋长，贺昌任政治部主任。这个任命很奇怪，瞿秋白等很多高级干部刚接到这个消息时，充满不解。陈毅从南昌起义后，就一直从事工农武装割据工作，深度参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，还亲手组建过红六军、红二十二军等部队。而此前陈毅是江西军区负责人，西方军总指挥，长期负责军事工作。结果把他留下来后，却不给陈毅军职，只给了他一个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的职位。这让他怎么领导作战？陈毅内心也很有多疑惑，临行前，明明安排他“负责军事”，事后却将他排除在军事领导班子之外。这里面具体有什么波折不好讲。但这种安排很显然就是为了避免陈毅插手军事。就像当初把教员从前线调到后方，专职负责政府工作一样，是剥夺军权的一种手段。中央苏区事实上已经失败了，所谓的政府办事处就是个空架子，专门负责善后擦屁股的。这种职务不低，但实质很尴尬的位置，就合适陈毅这样被排挤的高级干部。红军主力撤出苏区的消息暴露后，围剿中央苏区的白军也随之加强了围剿力度。战事发展得非常快，一开始项英还想用主力部队正面抵抗，但很快就遭遇失败。10月26日，敌军侵占宁都县城。11月1日，敌军侵占长汀县城。11月10日，敌军侵占红色首都瑞金。11月17日，敌军侵占于都县城。11月23日，敌人侵占会昌县城。至此，中央苏区的所有县城和重要交通要道，全部被敌人侵占。在敌人进攻会昌时，项英没忍住，调集了红军主力打了敌人，虽然取得了胜利，却暴露了苏区红军主力的存在。而早在11月20日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就将瑞金、会昌、于都、兴国、宁都、石城等6县，划为“特别政治区”，实行白色恐怖统治。老蒋在一次讲话时说，在苏维埃政权长期存在的地方，“无法区分赤匪和良民”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既然无法区分，那就全当成革命党处理。为了给屠杀冠以理由，就弄出来一个所谓的特别政治区，其实就是不受约束可以肆意破坏的地区。白军、还乡团的报复手段之残忍，不忍细讲。据后来的粗略统计，在国民党军侵占苏区最初几个月内，瑞金被杀1.8万多人，于都被杀 3600多人，宁都被杀4700多人，兴国被杀2100 多人，会昌被杀972人，长汀被杀3237人。被完全毁坏的村庄145个，房屋近3.5万间。（《陈毅传》）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项英也很清楚，原定任务无法完成了。12月下旬，陈毅再次建议项英分兵转移。这一次项英没有拒绝。他把一些游击队和领导干部分散到游击区了，但主力红二十四师和几个独立团，还紧紧握在手里。陈毅没有军权也不好说什么。他需要抓紧时间，分批转移伤病员和留守家属。在白区如此残暴的统治下，苏区已经待不了人了，必须都疏散出去。毛泽覃的妻子贺怡、教员与贺子珍的儿子小毛、贺子珍的父母等都是这一批疏散出去的。事后看，这一时期分散出去的同志，存活率最高，越到后面离开的，死亡率越高。此时，项英依旧在执行原任务，把剩下的人都逐渐集中到了，博古此前划定的三角坚守区域。结果就是江西省的整个机关和部队两千多人被围困，只有代理省委书记曾山带了两团突围出去了。省委主席刘启照、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以及其他机关工作人员，都牺牲了。而项英领导的主力，也在多次战斗中逐渐崩溃。最后在牛岭伏击战吃了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败仗，退兵了。主力红军都快打没了，项英才终于下了决心，让陈毅写一个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指示，以中央分局名义发出去。但已经晚了。敌人用几道封锁线把苏区彻底分割开来了，交通断绝。中央分局跟湘赣、湘鄂赣、赣东北、闽北等苏区的电台也叫不通了。指示根本传不出去。项英就喜欢干这种事，在有选择余地的时候，不能下决心。非要等到战略时机失去了，随后战术时机也失去了，一直到最坏可能性变成现实之后，彻彻底底无路可走了之后。他才能下定决心转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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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英的态度已经转向，可距离行动还有距离。他不敢下命令放弃坚守三角区域，一定要等中央回电，才敢下命令。缺乏灵活性，是项英的优点，也是他的缺点。当年教员在井冈山时期也接到过上层的错误命令，教员觉得不能执行。于是教员就开了一个扩大会议，把大小干部都叫过来，经过详细讨论取得共识。随后他这个书记带头签字主动承担责任，写了一个文件，向上级解释不执行命令的原因。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。项英组织纪律性强，适合做执行类的工作，不合适开创性工作，让他去挑这种大梁独当一面，既害了他，也害了其他人。1935年1月下旬，苏区敌人已经开始合围了，要一举歼灭项英等人，此时是最后的转移时机。但项英还在等中央电报。彼时红军主力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，根本没有时间回复项英。一直到2月5日，那边遵义会议开完之后，中央书记处才发来“万万火急”电报。电报开头就明确了“要立即改变……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，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”。同时决定“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，以项英、陈毅、贺昌及其他2人组织之，项为主席。”苏区搞成这样，中央也明白了，项英的军事和临机应变能力不行。于是强行把陈毅塞进军事领导班子里。根据中央精神制定了个行动方案，项英向中央汇报完后，不抓紧时间布置行动，还继续等回电指示。中央不回话，他就不敢动，真是急死人。大敌当前，军情就是命令，将在外，要敢于担当，勇于任事。但项英显然没这个能力，也不怪博古一眼就相中了项英，看人真准。那时红军主力正被薛岳、滇军和川军包围。教员集结部队，准备二渡赤水跳出包围圈，根本顾上不苏区。这会陈毅有了军事权，可忍不了了，敌情紧张不应再等中央回电，要求立即转移行动。2月11日，项英终于下令开始转移，可还是拖拖拉拉的，只先安排瞿秋白、何叔衡、邓子恢、周月林以及项英妻子张亮等，由一个警卫排护送，离开井塘村，往福建长汀方向转移。由于转移时间太晚，没能摆脱敌人。2月24日，瞿秋白一行在水口镇小迳村附近被敌包围，瞿秋白不幸被俘，何叔衡为同志们吸引一部分敌军后，主动从一处山崖跳下自尽，壮烈牺牲。这支队伍最后仅邓子恢等数人突出重围到达永定，与张鼎丞、谭震林等会合。6月18日，瞿秋白写完绝笔诗后，在罗汉岭从容就义，年仅36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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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13日，再次收到中央回电。教员算是明白了，留守部队领导班子的手脚被束缚得厉害。于是事无巨细，在这封电报里详细指示了中央苏区接下来的行动。“一连人左右的游击队，应是基干队的普通方式，这种基干队在中区及其附近，应有数百支。较大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营，仅在几个更好的地区设置更精干的独立团。”“环境有利时则集中起来，不利时又分散下去……同时普遍发展群众的游击组，把多余弹药分给群众，最好的干部到游击队去。”“极大的给以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独立领导权，并培养他们这种能力。”“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，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，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。”...陈毅把这封电报反复看了很多次，越看越熟悉。这样的决议，博古和李德是写不出来的，更像是教员的手笔。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据此，陈毅判断教员可能已经重返中央领导层。接到电报当晚，中央分局就开会讨论，最后决定分九路向闽赣、闽西、东江、赣南、湘南、湘赣等地突围。从形势的发展来讲，最迟12月底就要突围。硬是拖拖拉拉了几个月，搞到2月上旬才下决心，中旬开始布置，下旬正式行动。要是全按照这样的节奏干革命，结果是很难讲的...此次突围的人员，大部分都是高级干部，这帮人完全有机会有能力先跑，却一直留到了最后。9路部队，只有陈潭秋和谭震林，龚楚（三个月后叛变），还有毛泽覃这三路成功突围，其他六路全部遭遇袭击，许多重要领导人都是在这一役中牺牲的。项英、陈毅还有贺昌这一路是最后走的。临走前，还有两千多名重伤员没有安置好。陈毅拄着拐棍亲自去向伤员作了恳切坦诚的动员，革命走到今天这一步要接受现实，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材烧。随后动员组织山区的干部和群众，请求群众分头收容伤员，带回家去：“做儿子也好，做女婿也好，伤好了，多一个劳动力，也多一个报仇人。”苏区已经没有年轻人了，老大爷、老大娘们，你驮一个，他背一个，两个人抬一个，没好大一会，伤员就被分配完了。“苏区的群众真好。”这么好的群众，应该过更好的生活。这么好的同志，不应该就这样牺牲了。这个世界很真实很残酷，努力往往是没有回报的，牺牲往往不能带来胜利，革命往往是不成功的。然而前仆后继送死的却那么多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一代接着一代。小平同志后来多次讲：“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”、“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，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”。不读党史，你很难明白这句话的含金量。读了党史，你就会明白这句话很沉重。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，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，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，请点击举报。